绝密件披露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事件中毛泽民的作用

在与盛世才几次面对面的交谈后，毛泽民的心中充满了忧虑。盛世才先是给中共在新主要领导人找碴儿，后来再三告中共代表邓发的刁状。这一切，给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敲响了警钟！

1939年春天，毛泽民将上述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呈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毛泽民赴苏联后，还来不及休息，就接到指令开始着手向共产国际汇报新疆情形。

离开新疆之前，毛泽民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特请徐梦秋和汪小川分别写了一份书面材料，报告和分析盛世才在文化教育和新闻舆论方面与中共在新同志发生摩擦的具体经过，提出挽救局势的办法。他将两份材料一同带到了莫斯科。

在库其诺中国党校，毛泽民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完成了《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报告中，毛泽民在列举了一系列翔实的实例后，作了精辟的总结：

第一，同盟者在前一时期较好，是受了汉奸托匪等危害后，感觉他的部下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只有苏联是他的帮助者。经过苏联同意我们帮他工作，且在工作中能有进步，有办法，当时确是相当信用我们。

第二，后来同盟者为什么大变了。主要由于他的社会出身、他的英雄思想和军阀习气封建意识，尤其是在莫斯科没有达到他的两大目的，自认为经过五六年和苏联的合作，现在他又用了一些共产党员在工作，还不能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信任，这一定是方林同志在想捣他的鬼，想夺他的王位……这是同盟者改变态度最中心的地方。

第三，因为我们这一时期的工作中，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尤其是广大前进青年的信任……虽然不仅不是我们的错误，而且是我们同志艰苦工作的成绩，但同盟者是不需要我们这些成绩的。这也是统战工作的矛盾。

第四，我们自先没有深刻了解同盟者这些严重的基本缺点，只看到第一时期同盟者对我们的信赖，于是，只是求得工作进展，解决当前的困难，老老实实地为政府工作，向着大的目标而工作，没有顾及其小节，顾及统一战线工作的特殊环境……引起了同盟者的怀疑，招致了同盟者的不满。

第五，虽然同盟者因他本身的基本缺点……但他今天在军事、财政经济均无独立的能力，在主观上，必须保全和苏联合作。在客观上，国际的局势和国内局势，对联共和中共不好决裂，否则，于他不利，这是同盟者所深知的……当然，我们若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仍听将这些坏影响发展下去，对于没有更高政治原则和政治远见的同盟者来说，走上更坏的地方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今天整个国际政治形势和国际抗战形势，新疆关系的好坏，是有很大意义的。何况我们今天还是处在极困难的地位，在国际交通上和物质上，必须经过新疆和他的帮助，才能更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因此，我们今天应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求得同盟者的谅解，即或不能求得在第一时期一样，比现在的关系改善一些是完全可能的。在新疆工作的同志应该这样去做，同时，在新工作的同志也是这样在做。

第六，请苏联政府更加加强驻迪总领馆的外交工作，从这方面采取各种方法来转寰（圜），这是更有可能。同时，我们驻迪代表，方林同志本来很好，对党的领导很好，但今天既与同盟者有了裂痕，在缺乏政治原则性的同盟者，重新弄好关系恐很困难。我个人意见，最好由党中央另派一个善外交的同志来，适合和同盟者办外交的代表，也是挽救现时恶劣关系之一。

毛泽民完成这份《报告》后，将徐梦秋和汪小川所写的材料作为附件，准备一同呈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

然而，《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是一份详细披露盛世才与中共驻新疆高层领导关系变化始末的绝密文件。在欧洲战火蓄势待发的情急时刻，新疆形势至关重要，任何一点消息若不慎走漏，都可能引发无法挽救的后果。此时，毛泽民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库其诺，由于没有可靠的递信人，他暂时将这封绝密《报告》缜密地收藏几天后，才通过专人转交到中共代表任弼时手中。

时任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的毛泽民（1938年）

毛泽民的初衷是将《报告》提供给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做参考。他在给任弼时的附信中，谦逊地写道：“报告拉杂地写了一些，因为我很少写过东西，故不能有系统地写出。兹寄上，做你的参考，请你代为写成大纲提交国际。”

任弼时仔细阅读了毛泽民的《报告》，认为内容翔实、准确，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新疆工作的精神。他未做任何修改，便直接将《报告》送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在转交报告时，毛泽民还特别要求任弼时，请他当面向季米特洛夫总书记重申新疆形势变化的真实状况，希望共产国际出面，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打破中共驻新疆代表与盛世才之间的僵局。

这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也到莫斯科医治臂伤。毛泽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周恩来时，周恩来讲述了途经新疆会见盛世才时的情景。周恩来特别谈到，盛世才的态度很强硬，断然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方林在迪化，最好不要让我看见。”

按规定，邓发在新疆的任职期限还有4个月。周恩来答应，在此期间，中共和盛世才的谈判将由其他人代为进行。可是，让周恩来感到棘手的是，邓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即使其他人来新疆与盛世才谈判，遇到问题还是要请示邓发。

毛泽民在与周恩来交换意见后，经过深思熟虑，于10月5日给季米特洛夫同志写了一封信③。在首页的右上角，毛泽民用钢笔重重地写了“绝对秘密”4个字。他再次向共产国际重申了关于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问题的建议。

1939年冬，周恩来、任弼时等在莫斯科。前排左起：孙维世、邓颖超、任弼时、蔡畅；后：周恩来、陈聪英、张梅

毛泽民在信中深刻指出：“盛之为人，盛的缺点，以布尔什维克眼光看，是很不好的。”但从反法西斯斗争的全局考虑，“今天是统一战线，他今天在苏联帮助下，还保存了新疆没有入帝国主义手中，今天还想与苏联和中共弄好，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弄好。才能符合一切为了抗战与统一战线的政策。因为今天盛与国民党比较起来，还是进步些。”“因此，为了顾全统一战线，为了保全苏联、国际与中共各方面之联系，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援助等”，“党最好另外派人去新疆领导，才能避免盛那些不必要的误会。因此，我认为另外派人为最好。”

毛泽民的建议与共产国际的考虑一致。不久，周恩来便与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迪化。指示他务必不要在迪化滞留。”

1939年春天，曾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从苏联回国，途中正在迪化停留。陈潭秋因此奉命接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带领中共在新人员，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原则，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同军阀盛世才进行了更加灵活巧妙的斗争。

由此可见，毛泽民这次赴苏联，远不是表面上的学习、治病这么简单，他肩负的使命，无论对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都显得非常重要。随着日程的不断推进，他的莫斯科之行更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编辑：陈思琪

审核：丁渝峰

信息来源：湖南红色记忆文化基金会